仰光帶回來的書(七)

傳記文學: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

豬年最後幾天,在久未清理的書堆中,找到了從仰光帶回來的四冊舊書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中我以為已經遺失的一冊,也翻出了幾頁閱報筆記。這本書和幾頁筆記的「出現」,又提醒我對傳記文學書刊要繼續蒐集了。

我是在仰光讀完高中學程後離開緬甸的。當年仰光的華文書店售賣不少香港和大陸進口的書刊,我有機會購閱香港出版的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,「周佛海日記」以及「陳布雷回憶錄」等「傳記文學」,對傳主不平凡的經歷着迷。回到台灣後,又接觸了胡適的「四十自述」與郁達夫的「日記九種」等「傳記文學」作品,開始收藏各家「傳記文學」著作,後來因想「收藏」的「專題」書種太多,「顧此失彼」而「中止」。

不久前,電影「色戒」劇情招來各種論述,我找出香港「春秋雜誌社」出版的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,湊熱鬧溫習這一段史料。當時只找到三冊,有一冊(中冊)不見了,還為此難過一陣子,沒想到前幾天突然冒出來。

前兩天找出來的幾頁閱報筆記,是抄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刊登蕭關鴻所寫的「陶菊隱傳奇-從新聞記者到傳記作家」文章中(2002-8-28刊)報人徐鑄成的一段話:「歷史是昨天的新聞,新聞是明天的歷史。對人民負責、也應對歷史負責,富貴不淫、威武不屈;不顛倒是非,不譁眾取寵,這是我國史家傳統的特色。稱為報人,也該具有這樣的品德和特點….」,作者蕭關鴻認為這是徐鑄成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,他所說的「我國史家傳統」和歷史與新聞的關係,是作為一個報人對傳記文學的獨到見解。

蕭關鴻曾在台灣出版「百年追問」繁體版,他與文中提到的徐鑄成、陶菊隱,與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的作者金雄白等四人,都是資深新聞從業人員,各以一枝筆記錄了動亂時代裡的悲歡離合和歷史變革中的褒貶愛恨,在新聞寫作和傳記文學領域裡成就非凡。蕭關鴻在文章中曾感嘆:「…然而在他們(徐鑄成、陶菊隱)之後的新聞工作者退休之後,卻感嘆腹中空空,苦惱寫不出東西。這是很值得研究的現象…..。」

五、六十年代的香港,傳記文學著作如雨後春筍,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在當時香港出版的傳記文學作品中最為轟動,特別引人注目。作者金雄白曾是新聞從業人員,以流暢的文筆鮮活地記述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政權的一段生活歷程,為「蓋棺論定」的「漢奸汪精衛」申辯。最近幾年,大陸掀起了對歷史人物、歷史事件和歷史時代的重新評價,或「翻案」的風潮,有人就以金雄白的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等傳記文學資料,證明汪精衛不僅無罪,而且有大功於民,有大功於國。

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作者金雄白,據說從小就愛讀古典小說和筆記小說,中學時喜讀林琴南的翻譯小說。因為本身資質不錯,學習力強,進入新聞圈後很快就以快筆、好筆揚名大陸東南沿海。而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這套書有吸引人的情節,有可讀性的文字,也成功地保持人物與事件的「真實性」。曾任香港作協理事、香港筆會會長的胡志偉,就肯定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是「成熟的文學作品,也是一部深具參考價值的中國近代史資料集或斷代史」。指出「四十多年來,所有為汪精衛申辯的文章都以此書的觀點為出發點,而對立面的抨擊文章至今未能將金雄白駁得體無完膚…..」。(胡志偉文集:從文學作品探討中國近代史-重讀『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』)

胡志偉認為:「 這部七、八十萬字的長篇回憶錄,是研究汪政權的第一手史料,在系統研究汪偽史的領域,比大陸與台灣的學者起步早幾十年。雖然內容不乏自我吹噓隱惡揚善之處,其定位也局限於『一家之言』」和『片面之詞』,但歷史的真相正是必須在無數的片面之詞中組合發掘出來。金雄白的漢奸身份容或會有爭論,但他保存與發掘汪政權史料的功績則是不容抹煞的。」(胡志偉文集:從文學作品探討中國近代史-重讀『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』)

台灣的李敖後來也引進金雄白的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在台灣上市,他並撰文介紹此書:『…..金雄白寫這部書,是別有一番幽愁闇恨的,他顯然在所有汪政權「餘孽」的沉默中,不服這口氣,爭是非、張公道、酬死友、吐平生,而要把話說個明白的。在這一精神上,這個作者,倒真不愧是一個收屍型的義士人物。這部書在人情冷暖上面,寫得尤其鮮活,是它最成功的地方,讀後可以警世醒世,值得特別介紹』。

汪政權是於1940年3月30創建,1945年8月10日沒落,其間經過了五年四個月又十一天的壽命。官方的歷史記載裡,汪政權是「偽政府」,汪精衛及其政權所屬成員皆以「漢奸」論罪。當年我購閱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等書刊後,「不信官史信野史」。對於汪精衛,曾欣賞他刺殺清攝政王載灃的勇氣、他「引刀成一快、不負少年頭」的豪氣、以及他與張學良、梅蘭芳、周恩來並稱民國四大美男子的帥氣….…

新聞報導和傳記書寫一樣,是不能虛構人物和事件。台灣和大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都出現「傳記熱」,書店裡擺了許多「名人傳記」、影視歌星的「個人傳記」、及國內外富翁的發達史,尤其台灣選舉、政黨輪替下來,政治人物的傳記更是五花八門….這些傳記作品是否做到「不顛倒是非,不譁眾取寵」呢?

重讀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,我對曾是汪政權成員之一的作者金雄白,以資深媒體人身份寫出的一段感言,感到鼻酸,他寫道:

「過去我以為報人是一項清貴的職業,清得號稱為指導輿論,貴得自命為無冕帝王。因此我選擇了這個職業。不意四十年浮沉其間,使我知道報紙祇是政治的工具,有時且是一個政權的幫兇。同一個人,同一枝筆,於局勢多變的時代,可於炎涼易勢之中,顯示臧否無常之妙。『替天行道』的法庭判你為『罪犯』──報紙更添油加醬地指責你的罪狀了。我罵完別人之後,不意竟讓別人罵我。我懺悔!我得到報應!我選擇錯了一個專職吠聲的職業」........

後記:香港「春秋」雜誌於1957年7月創刊時,曾在「汪政權」擔任法制專門委員會副主委的金雄白,即以「朱子家」的筆名在「春秋」雜誌連載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,1959年開始結集出版,在我早年離開仰光之前,先後出版的四集我都買了。我回台灣升學的那個年代,台灣地區很難見到香港和大陸的出版品,對金雄白於1964年後又補充的第五、第六兩冊也就疏忽漏買。

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於上中冊出版之後,改以第三、四冊替代下冊。作者在第三冊首頁寫一篇「自白」提到:「….因為讀者希望不要草草結束,於是本書又例外地於上中冊之後,繼之者竟為第三、第四冊了…」,在第四冊也寫了一篇「餘言」宣告全書結束。他說:「經過了四年時間,前後寫了一百八十節,都五十多萬字,終於又把本書的最後一冊付梓,而全書也就此告一結束」。我早年因此認定這套書僅有四冊一八0節。(第五、六冊自一八一節的「沒有打早就有人談和了」到二一三節的「海報」的創刊與停刊,續寫了二十三節),今天已不易補購第五、六冊。

我從仰光找回來的四本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,每冊定價港幣二元五角,上冊178頁,1959年7月初版、1959年8月二版、1959年12月三版,附有汪精衛、陳公博、周佛海遺像及汪精衛手詞稿遺跡稿,中冊1959年十月初版,202頁,附有幾篇刑部檔案中汪精衛的供辭影印本,及汪精衛最後手令遺跡照片,第三冊212頁,1960年7月初版,附有汪精衛遺體由日本運回等照片,第四冊純文字版,沒附上照片,225頁,1961年5月初版。

找到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中冊後,原來只想要修改一月七日所貼的舊作「仰光帶回來的書(五)」,沒想到扯遠了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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