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仰光帶回來的書（七）

傳記文學：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

豬年最後幾天，在久未清理的書堆中，找到了從仰光帶回來的四冊舊書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中我以為已經遺失的一冊，也翻出了幾頁閱報筆記。這本書和幾頁筆記的「出現」，又提醒我對傳記文學書刊要繼續蒐集了。

我是在仰光讀完高中學程後離開緬甸的。當年仰光的華文書店售賣不少香港和大陸進口的書刊，我有機會購閱香港出版的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，「周佛海日記」以及「陳布雷回憶錄」等「傳記文學」，對傳主不平凡的經歷着迷。回到台灣後，又接觸了胡適的「四十自述」與郁達夫的「日記九種」等「傳記文學」作品，開始收藏各家「傳記文學」著作，後來因想「收藏」的「專題」書種太多，「顧此失彼」而「中止」。

不久前，電影「色戒」劇情招來各種論述，我找出香港「春秋雜誌社」出版的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，湊熱鬧溫習這一段史料。當時只找到三冊，有一冊（中冊）不見了，還為此難過一陣子，沒想到前幾天突然冒出來。

前兩天找出來的幾頁閱報筆記，是抄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刊登蕭關鴻所寫的「陶菊隱傳奇－從新聞記者到傳記作家」文章中（2002-8-28刊）報人徐鑄成的一段話：「歷史是昨天的新聞，新聞是明天的歷史。對人民負責、也應對歷史負責，富貴不淫、威武不屈；不顛倒是非，不譁眾取寵，這是我國史家傳統的特色。稱為報人，也該具有這樣的品德和特點….」，作者蕭關鴻認為這是徐鑄成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，他所說的「我國史家傳統」和歷史與新聞的關係，是作為一個報人對傳記文學的獨到見解。

蕭關鴻曾在台灣出版「百年追問」繁體版，他與文中提到的徐鑄成、陶菊隱，與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的作者金雄白等四人，都是資深新聞從業人員，各以一枝筆記錄了動亂時代裡的悲歡離合和歷史變革中的褒貶愛恨，在新聞寫作和傳記文學領域裡成就非凡。蕭關鴻在文章中曾感嘆：「…然而在他們（徐鑄成、陶菊隱）之後的新聞工作者退休之後，卻感嘆腹中空空，苦惱寫不出東西。這是很值得研究的現象…..。」

五、六十年代的香港，傳記文學著作如雨後春筍，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在當時香港出版的傳記文學作品中最為轟動，特別引人注目。作者金雄白曾是新聞從業人員，以流暢的文筆鮮活地記述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政權的一段生活歷程，為「蓋棺論定」的「漢奸汪精衛」申辯。最近幾年，大陸掀起了對歷史人物、歷史事件和歷史時代的重新評價，或「翻案」的風潮，有人就以金雄白的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等傳記文學資料，證明汪精衛不僅無罪，而且有大功於民，有大功於國。

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作者金雄白，據說從小就愛讀古典小說和筆記小說，中學時喜讀林琴南的翻譯小說。因為本身資質不錯，學習力強，進入新聞圈後很快就以快筆、好筆揚名大陸東南沿海。而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這套書有吸引人的情節，有可讀性的文字，也成功地保持人物與事件的「真實性」。曾任香港作協理事、香港筆會會長的胡志偉，就肯定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是「成熟的文學作品，也是一部深具參考價值的中國近代史資料集或斷代史」。指出「四十多年來，所有為汪精衛申辯的文章都以此書的觀點為出發點，而對立面的抨擊文章至今未能將金雄白駁得體無完膚…..」。（胡志偉文集：從文學作品探討中國近代史－重讀『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』）

胡志偉認為：「 這部七、八十萬字的長篇回憶錄，是研究汪政權的第一手史料，在系統研究汪偽史的領域，比大陸與台灣的學者起步早幾十年。雖然內容不乏自我吹噓隱惡揚善之處，其定位也局限於『一家之言』」和『片面之詞』，但歷史的真相正是必須在無數的片面之詞中組合發掘出來。金雄白的漢奸身份容或會有爭論，但他保存與發掘汪政權史料的功績則是不容抹煞的。」（胡志偉文集：從文學作品探討中國近代史－重讀『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』）

台灣的李敖後來也引進金雄白的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在台灣上市，他並撰文介紹此書：『…..金雄白寫這部書，是別有一番幽愁闇恨的，他顯然在所有汪政權「餘孽」的沉默中，不服這口氣，爭是非、張公道、酬死友、吐平生，而要把話說個明白的。在這一精神上，這個作者，倒真不愧是一個收屍型的義士人物。這部書在人情冷暖上面，寫得尤其鮮活，是它最成功的地方，讀後可以警世醒世，值得特別介紹』。

汪政權是於1940年3月30創建，1945年8月10日沒落，其間經過了五年四個月又十一天的壽命。官方的歷史記載裡，汪政權是「偽政府」，汪精衛及其政權所屬成員皆以「漢奸」論罪。當年我購閱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等書刊後，「不信官史信野史」。對於汪精衛，曾欣賞他刺殺清攝政王載灃的勇氣、他「引刀成一快、不負少年頭」的豪氣、以及他與張學良、梅蘭芳、周恩來並稱民國四大美男子的帥氣….…

新聞報導和傳記書寫一樣，是不能虛構人物和事件。台灣和大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都出現「傳記熱」，書店裡擺了許多「名人傳記」、影視歌星的「個人傳記」、及國內外富翁的發達史，尤其台灣選舉、政黨輪替下來，政治人物的傳記更是五花八門….這些傳記作品是否做到「不顛倒是非，不譁眾取寵」呢？

重讀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，我對曾是汪政權成員之一的作者金雄白，以資深媒體人身份寫出的一段感言，感到鼻酸，他寫道：

「過去我以為報人是一項清貴的職業，清得號稱為指導輿論，貴得自命為無冕帝王。因此我選擇了這個職業。不意四十年浮沉其間，使我知道報紙祇是政治的工具，有時且是一個政權的幫兇。同一個人，同一枝筆，於局勢多變的時代，可於炎涼易勢之中，顯示臧否無常之妙。『替天行道』的法庭判你為『罪犯』──報紙更添油加醬地指責你的罪狀了。我罵完別人之後，不意竟讓別人罵我。我懺悔！我得到報應！我選擇錯了一個專職吠聲的職業」........

後記：香港「春秋」雜誌於1957年7月創刊時，曾在「汪政權」擔任法制專門委員會副主委的金雄白，即以「朱子家」的筆名在「春秋」雜誌連載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，1959年開始結集出版，在我早年離開仰光之前，先後出版的四集我都買了。我回台灣升學的那個年代，台灣地區很難見到香港和大陸的出版品，對金雄白於1964年後又補充的第五、第六兩冊也就疏忽漏買。

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於上中冊出版之後，改以第三、四冊替代下冊。作者在第三冊首頁寫一篇「自白」提到：「….因為讀者希望不要草草結束，於是本書又例外地於上中冊之後，繼之者竟為第三、第四冊了…」，在第四冊也寫了一篇「餘言」宣告全書結束。他說：「經過了四年時間，前後寫了一百八十節，都五十多萬字，終於又把本書的最後一冊付梓，而全書也就此告一結束」。我早年因此認定這套書僅有四冊一八０節。（第五、六冊自一八一節的「沒有打早就有人談和了」到二一三節的「海報」的創刊與停刊，續寫了二十三節），今天已不易補購第五、六冊。

我從仰光找回來的四本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，每冊定價港幣二元五角，上冊178頁，1959年7月初版、1959年8月二版、1959年12月三版，附有汪精衛、陳公博、周佛海遺像及汪精衛手詞稿遺跡稿，中冊1959年十月初版，202頁，附有幾篇刑部檔案中汪精衛的供辭影印本，及汪精衛最後手令遺跡照片，第三冊212頁，1960年7月初版，附有汪精衛遺體由日本運回等照片，第四冊純文字版，沒附上照片，225頁，1961年5月初版。

找到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中冊後，原來只想要修改一月七日所貼的舊作「仰光帶回來的書（五）」，沒想到扯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