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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的書房書堆裡，隨意挑出一兩本文人學者的散文隨筆，常會翻到一兩篇作者書寫研讀日記的論述，我稱它為「藏」在書裡的「日記」。蒐集古今中外名人和文人學者的「日記著作」，對這類零星夾雜於「非日記著作」裡與日記相關的文章，我也蒐集的。兩年前，曾嘗試將這些散見的文章一一找出，編輯目錄，建立索引資料，但半途而廢。

我蒐集「藏」在書裡的「日記」，想分享他人閱讀日記、鑽研日記的論述和心得，以及開列的日記書目，它增進我汲取「日記」知識，也彌補我蒐羅「日記著作」的漏失。有些「日記著作」動輒一、二十冊，沒有財力，是搬不動的，看看「藏」在書裡的「日記」研讀介紹，或可彌補買不起的遺憾。而有些未曾注意到的「日記著作」，有了開列的書目，就可加緊蒐求。

從許多文史書籍裡讀到，喜歡研讀日記的學者文人不在少數，「藏」在書裡的「日記」也就多了。例如大陸學者謝泳就有《<高魯日記>的價值》、《讀楊靜遠<讓廬日記>》、《讀<歐美漫遊日記>》、《王鍾翰日記中的一則思想史材料》、《從李維城的日記說起》、《小學生日記裡的民國農村》、《學人日記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之地位》、《朱自清日記中的陳寅恪》等多篇，夾雜於《何故亂翻書》、《雜書過眼錄》等不同著作裡，蒐集「日記著作」，怎能讓它漏網呢？

「藏」在書裡的「日記」文章太多，不勝枚舉。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鯤西著作：《作家的隱私》，書內有一篇《讀閑寂及昭蘇日記書感》，在洪子誠、么書儀合著的《兩憶集》裡，也收入一篇《日記的故事》，而《施蛰存散文選集》書中也不缺少，施先生寫日記，「也很喜歡看別人的日記」，另有一篇記錄了他的十一種日記內容，稱日記是他的「備忘錄，也可以說是一個書目提要」，作者買書及看書心得都寫在日記裡了。

著作等身，享譽國內外、高齡病逝的大陸學者季羨林先生，我購買不少他的著作，其中有一本書，書名單名《紅》，除收集十八篇散文、隨筆及四篇附錄，也收了他的《清華園日記》。《紅》全書四０四頁，《清華園日記》就有二九０頁。季羨林先生的書琳瑯滿目，如果未翻閱目錄，我不會特別留意《紅》這本書的！1996年出版的《葉聖陶出版文集》全書350頁，收輯有280頁的《日記選編》，記述他自1949年10月至1954年11月從事出版編輯工作的歷程，光看書名，很難想到書裡「藏」有日記！

季羨林的《清華園日記》寫於上世紀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間，是季羡林二十二、三歲就讀清華大學三、四年級時寫的。作者稱日記內容「粗糙」、「自然無雕飾」，決定出版日記作品時，他堅持「赤條條」，不願「塗點脂抹點粉」，向讀者獻出他的真誠。日記裡他不隱瞞對幾位文學前輩的印象。巴金較他年長七歲，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季羨林首次見到巴金，就稱巴金「是很有希望的一個作家」，後來因為「文學季刊」再版時抽了季羨林的稿，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、二十六日兩天日記裡，季羨林有這樣的文字：

「….像巴金等看不起我們，當在意料中，但我們又何曾看起他們呢？…」

「….今天又聽到長之說幾個人又都現了原形，巴金之愚妄淺薄，真令人想都想不到…。」

日記能洩露作者的內心的秘密。文人學者對許多事件的坦白，在自傳資料中是不容易看到，在日記裡，面對自己內心世界多數毫不掩飾。謝泳就指出，研究中國現代學術史，學人日記是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，是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好材料。閱讀日記，可了解一些遭誤解的人和事的真相，是文人學者閱讀研究日記的原因之一。

謝泳曾有兩篇評介「日記」的文章，一篇《學人日記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之地位》（《雜書過眼錄》p162~164），一篇《朱自清日記中的陳寅恪》（《雜書過眼錄》p224~230），以日記資料指歷史學者宋雲彬「不是延安時代過來的那種左翼」（p163），朱自清「也不是完全向左靠….在政治上，並不像我們後來說的那樣」、「在一定意義上，他和陳寅格是一樣的，對政治有自己的看法，但更看重自己的學術」、「朱自清對聞一多過於熱衷政治是有看法的」（p225）。

學者余英時先生讀《顧頡剛日記》，寫了一篇序言，因為篇幅較長，出單行本，以《未盡的才情－從<顧頡剛日記>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》（一八五頁）為名，由聯經出版社於二００七年三月出版。余英時曾撰寫《從「日記」看胡適的一生》，作為《胡適日記全集》的序言，藉日記的材料，解答胡適一生各階段的若干疑點，他為《顧頡剛日記》寫序，探究重點稍有不同，通過日記來窺測顧頡剛的內心世界。《顧頡剛日記》始於一九一三年，終於一九八０年，全書約六百萬字，讀余英時先生的閱讀心得以後，對顧先生行事如何「流轉於學、政、商三界」愈加好奇，但也只有等手頭寬裕時再購買《顧頡剛日記》。

我蒐集「日記著作」，沒有多大野心，近日買到了結集了四位文學古人日記的「日記著作」：《日記四種》，收集有黃庭堅《宜州家乘》、陸游《入蜀記》、袁中道《游居柿錄》、葉紹袁《甲行日注》日記四種，就有「物超所值」的喜悅。這類結集多種日記出版的「日記著作」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似乎出版不少。

上世紀三十年代間，學者趙景深曾編著一本《現代日記選》（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北新書局初版），我沒蒐集到這本書。但在趙景深出版的《新文學過眼錄》書裡，讀到他為《現代日記選》寫的序言（P196），提到《現代日記選》出版前，同類的書就有六種。這六本書所選的日記文章共有二十五位作家的四十篇日記作品，加上趙景深編著的《現代日記選》選入的九位作家十四篇日記，就有五十四篇日記文選。趙景深認為，「比較重要的日記已盡於此」（《新文學過眼錄》p198）。他編選的《現代日記選》主要選取作家「尚未結集」或絕版「原書已不易得」的日記文章，對各篇日記的注釋也相當用心。

在趙景深《現代日記選》之前出版的同類書，就有戴叔清《語體應用文範本》（一九二九）、戴叔清《模範日記文選》（一九三一）、沈仲文《現代日記文傑作選》（一九三二）、阮无名《日記文學叢選》（一九三三）、新錄社《名家日記》（一九三四）、謝美雲《模範日記文讀本》（一九三四），這幾本書，現在已不容易找了，所選的日記文章，也只有極少數幾篇現在還可以見到。

文人學者書寫日記和研究，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揭開序幕，三十年代現代日記寫作風氣形成，日記和日記文學紛紛出版，全面走向高潮。郁達夫在1935年六月寫的《再談日記》中就提到：「七、八年來，日記作者漸多，而坊間的單行本、匯選本，也出得有十數種以上…」（《郁達夫日記》p15，台北國家出版社）。大陸作家蕭關鴻在台灣出版的《百年追問》（聯合文學2002年9月出版），書裡就收輯一篇《第一部公開的日記體自傳》（p91~94），介紹郁達夫是最早寫作自傳，尤其是寫作日記體自傳的作家，他寫於1926年十一月到1927年七月底的《日記九種》，蕭關鴻稱讚「它的價值在於是中國現代第一部作者生前公開出版的私人日記」。在《施蛰存散文選集》（百花文藝2004年8月出版）中，收入有一篇施蛰存的《我的日記》（p141~153），他提到：「日記之開始被人重視，似乎不能不推源於周作人先生的那一篇小文《日記與尺牘》……」，閱讀「藏」在書裡的「日記」文章，對汲取「日記」知識確是大有幫助。

中國人寫日記的傳統源遠流長，日記卷軼浩繁，數量可觀，我蒐集古今中外名人和文人學者的「日記著作」，只得量力而為。最經濟方便的，則是蒐購閱讀「藏」在書裡的「日記」了。這幾年，這類書買了不少，為方便翻閱及取得資料線索，是有必要將許多「藏」在書裡的「日記」文章一一找出來，重新整理，編輯目錄，建立索引資料….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