經過一段時日的等待,十一月初,自便利商店取回了十月初向網路書店訂購的《學人藏書聚散錄》,也遇上了蘭陽平原纏綿的季節雨,有了充足的不想外出的理由。將雨聲阻隔室外,迫不及待的走進近代學人與書之間聚散相依的深情故事裡,不時為學人「藏書的壽命」闔眼長嘆…….。

我喜歡閱讀「書話」。目前書市裡書寫「藏書故事」的系列出版品,研究「私家藏書」的著作不少,有關「學人藏書聚散」的研究專著就罕見了,大陸作家馬嘶的《學人藏書聚散錄》是2010年3月出版的,381頁,五篇章,有四篇詳述四十二位學人聚書藏書滄桑,另有一篇「學人失書餘覽」,則簡略敘述了另六十九位學人失書的大量事實。我努力收藏「書話」,購得這本書,就像鄭振鐸說的,是「喜歡得弗得了」。

依據馬嘶的理解,學人是指「從讀書獲得學識,以傳承學術文化為職志,並學有所成或學有專長者」(p1),在正常情況下,學人是終生與書為伴,甚至是與書有著須臾不可分的密切關係。「學人」的稱謂是晚近時候才有的,《學人藏書聚散錄》介紹的就是晚近時候的學人和書之事。對一些學人的著述,平日就有閱讀興趣,多半不陌生,讀來也就感到親切了。

對學人而言,要獲取知識、補充知識、積累學問,就得讀書,要治學、教學、講學和著書立說,就得要聚書、藏書。書中敘述學人「節衣縮食」買書、「得書之喜」與「失書之痛」的聚書藏書痴迷憨態,在學人個人著述與友人、後人追憶的文字中多有所見,作者用心蒐集整理研究了大量的史料,讓《學人藏書聚散錄》有了豐富的內容。例如書寫阿英的藏書,除了阿英的自述,更引述與阿英相熟的姜德明、黃苗子、郁風、慕湘等多人的記述,寫張元濟的「涵芬樓」與「涉園」藏書之興衰,有陳江、陳健民、林爾蔚的記述,也摘錄張元濟子孫張樹年、張人鳳追憶資料。

在《學人藏書聚散錄》書中,作者馬嘶根據學人藏書的目的,將他們分為學人藏書家型、學者研究型、文人著述型和博覽藏珍型四種類型。列為「學人藏書家型」的計有朱希祖、倫明、張元濟、周越然、鄭振鐸、阿英、唐弢、黃裳八人,作者認為他們藏書數量多,又自成系統,終生以聚書藏書為職志,特別注意購藏珍本、善本,着眼於版本。但並非以藏書為業、而是有其專司之職業,終是以藏書為副業。例如鄭振鐸藏書的重點是明、清版的戲曲、小說、版畫,阿英的藏書則以晚清、民國初年的雜書(通俗小說、坊間唱本、小報期刊、石印畫報之類)和革命史料為重點(p79~80)

列為「學者研究型」的計有梁啟超、王國維、黃侃、鄧之誠、李大釗、陳寅恪、黎錦煕、胡適、劉半農、馬廉、顧頡剛、錢穆、吳文藻與冰心、王力、魏建功、謝國楨、趙景深、王利器等十九人,多為教授、學者、專家,藏書是為治學、教學、研究著述之用,專業性較強。例如梁啟超的藏書中西新舊兼備,大部分為清咸豐、同治、光緒和民國初年的通行本,史部、子部、佛典較多(p130),而胡適的藏書雖多,文史的書卻很缺乏,他不求藏書,更不談版本,只是為他的應用而買書…(p178~179)

列為「文人著述型」的有魯迅、周作人、柳亞子、郁達夫、朱自清、豐子愷、俞平伯、曹聚仁、巴金、施蛰存、傅雷等十一人,他們是文人、作家、藝術家、編輯、記者,藏書多是為寫作著述參考之用,也兼有對書之雅好,藏書內容較雜,但也有一定的系統和重點。例如傅雷是著名法國文學翻譯家和藝術家,他大量購聚各種版本的外文書和各種工具書、辭書,還大量搜求美術、音樂、建築等藝術類書刊(p329)

列為「博覽藏珍型」的有齊如山、張中行、孫犁、田家英四人,也多是文人、學者、作家,藏書多具有求知、博覽和藏珍的特質,但收藏的雅好似更為突出。例如以青年學人的身份走入政界,44歲自殺身亡的田家英買書的範圍相當廣,尤其注重收集「五四」以來出版的政治、歷史、經濟、哲學以及文藝方面有價值的平裝書,在他的藏書中,近現代著名作家文集和傳記占有很大的比重,人物傳記、野史正傳和各種筆記也收集了不少,也專搜集清人字…..(p362~363)。

古人藏書,常有水、火、兵、蟲四厄,近世學人藏書,常遭遇的又多是人為所致。書中提到近世學人毀失藏書的諸多原因中,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寇侵華戰爭和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為烈。前者除了戰火焚毀、日軍搶劫之外,還有藏書者不得已而為之的散佚和無奈的丟失,文革時期則除了藏書者無力阻止的抄家、焚毀、掠奪之外,還有自己忍痛賣掉、扔掉、燒掉的自戕行為。

在《學人藏書聚散錄》書中,有一篇簡述前四篇所列四十二位學人之外,另六十九位學人的藏書毀失經過。作者按失書的方式,列為五種,其中「毀失於戰火者」有傅斯年、汪辟疆、王統照、吳風等三十二人,「文革中散失者」有剪伯贊、沈從文、吳宓、金性堯等十五人,「無奈自散者」有張岱年、陳原、方漢奇等七人、「生前身後捐贈者」有呂叔湘、周揚、丁玲、李輝英等十人,「身後散佚者」有者梅林、沈老先生等四人。

在六十九位失書的學人中,以身後散佚者最為悲哀,其中馬嘶提到的「沈老先生」失書的故事,摘自《倪墨炎書話》(北京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)中的「訪書奇遇(p327~337)」。倪墨炎寫出沈老先生住家的東西兩壁全是上頂天花板、下踏水泥地的壁櫥,東邊三櫥、西邊三櫥,每櫥分上中下三層裝滿了書,每一層又分三格,每格是兩排書,倪墨炎在其中一櫥就看到了全套的《晨報叢書》、《新潮叢書》、《新潮文藝叢書》、《清華文學社叢書》和《人間世叢書》….雖然老先生在文革時期將兩邊壁櫥糊住,每邊再貼上毛澤東不同時期相片八幅,擋住了紅衛兵抄書焚毀。但他過世後,他的子女就將兩邊壁櫥的書一麻袋一麻袋裝滿一大卡車賣了,共賣了人民幣500元…....馬嘶說,這是學人藏書身後散佚的極為典型的一例。

在《學人藏書聚散錄》裡,馬嘶寫道:「學人藏書的壽命至多不過一兩代,更多的只有一代。學人辛辛苦苦積聚起來的藏書,常是到下一代就會散佚,好者是捐獻出去,壞者是整批出售或零星賣出、廢棄。這雖是學人的悲哀,也是事物的常理」(p21)。

我是平凡人,卻一樣有購書、聚書、藏書的習慣。東施效顰,如今買書成為我生活中最為執著的嗜好,閱讀許許多多藏書家的著述,更讓自己志趣「堅定」,樂此不疲。

只是,書愈聚愈多,為藏書「憂」也是必然了。古人曾說:「聚而必散,物之常理」,我想,我長時間所聚集的書,也將難逃「聚而必散」的規律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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