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是書話 「變形」的馮友蘭自序

無意間在書堆翻到了台灣印刷發行的馮友蘭著作「三松堂自序」繁體版,這本書,是1987年六月由谷風出版社出版的。前兩年,我還買了一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簡體版「馮友蘭自述」,舊書重溫,經過比對,「三松堂自序」繁體版書裏書外,留存台灣禁書年代的「荒謬」痕跡,依然清晰。

馮友蘭是近現代中國學人中,「曾開拓了中國哲學史的領域、並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,作了再發現與再創造的工作,而留下學術貢獻的寥寥幾位之一」(傅偉勲:「馮友蘭的學思歷程與生命坎坷」,1987年5月當代雜誌13期),但他在1949年成為「附匪陷匪」份子後,包括他的「中國哲學史」等著作,在台灣都被查禁。不過,「三松堂自序」似乎躲過了查禁「劫數」,我不曾看見列入禁書名單中。

1987年七月,臺灣正式解嚴,十二月宣佈報禁解除,「三松堂自序」繁體版就在這一年六月出版,出版業者載明出版、發行的台灣住所和新聞局發給的登記字號,也有一篇正面的簡介,似乎獲默許出版……

已故美籍華裔學者傅偉勲在當代雜誌13期發表「馮友蘭的學思歷程與生命坎坷」長篇論述,提到:「馮友蘭的自傳『三松堂自序』書稿是於1981年完成,三年之後北京三聯書店甫一出版,即告售罄,不易購得,臺灣更難看到」。臺灣谷風出版在簡介中因此提到:「本社特予出版此書的臺灣版,正可補此一不足」。北京三聯書店於1984年出版「三松堂自序」,台灣谷風出版社則在1987年出版臺灣繁體版,書中部分文字遭篡改刪除,顯見業者「知己知彼、小心謹慎」。

馮友蘭的「三松堂自序」繁體版全書382頁,書脊寫作者是「馮蘭」,封面以簡體字寫作者是「冯友兰」,封底則寫作者是「本社編輯部」。書內文字,「解放區」遭改成「淪陷區」,沒有「毛主席」,只有「毛潤之」(毛澤東的另一個名字),「人民解放軍」成為「中共軍隊」,部分時間記述也有出入…….是台灣禁書年代出版業者標準的「應變」傑作。

除了篡改字句,更有整段刪去了事的。例如第三章回目,簡體版寫的是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」,繁體版則改稱「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時期」,此章第一段,繁體版也只有六十餘字:「在傅作義軍隊撤走以後,共軍還沒有到,清華這一帶成『真空』地帶。可是社會秩序很好,人民安居樂業。清華校內,也很平靜,師生們生活照常」。

簡體版的第一段可長了,抄錄如下:

「在傅作義軍隊撤走以後,解放軍還沒有到,清華這一帶成『真空』地帶。可是社會秩序很好,人民安居樂業。清華校內,也很平靜,師生們生活照常。過了幾天,解放軍才開到海淀,他們沒有進清華,只在校門口設置了一個崗哨,有一個解放軍同志在那裡站崗。清華的師生也都跑到海淀歡迎解放軍,同他們談話,很是親熱。叔明(馮夫人任載坤字叔明)也到海淀去了一趟,回來,她看見在校門口站崗的那位解放軍同志,是赤着腳穿鞋,她打算送他一雙袜子。我說:『妳去送試試,恐怕他們不要』。她拿了一雙袜子,去了不久,回來說:『他果然不要』,解放軍的這類行動,使各階層人民對於共產黨有了無限的敬佩之心。常看書上說,某某軍所到之處『秋毫無犯』,以為這是溢美之詞,未必真有那樣的軍隊。可能過去是沒有的,解放軍可真是『秋毫無犯』。我還想到,不記得什麼書上說的一句話『王者之師,有征無戰』,這次解放清華,不就是『有征無戰』嗎?後來才知道,稱解放軍為『王者之師』還是不恰當的,他們不是『王者之師』,他們是人民的子弟兵」。(簡體版「馮友蘭自述」106頁)

簡體版的第一段,簡直就是「為匪作政治宣傳」了,當年繁體版不刪除那還了得。我手中的馮友蘭自述(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於2004年11月第一版發行,2005年1月第3次印刷),與1984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「三松堂自序」內容應是一樣,但是否增修訂,未見過北京三聯版,不得而知。

「三松堂自序」繁體版的第二章「民國時期」,也刪除了一整段。馮友蘭在此段寫到解放軍快要打到北京,親友要他到延安去,他和家人商量後決定留下不走。當時,馮友蘭寫他的態度是「無論什麼黨派當權,只要它能把中國治理好,我都擁護」…。

文中也提到:「……當時在知識分子中間,對於走不走的問題,議論紛紛。我的主意拿定以後,心裡倒覺得很平靜,靜等着事態的發展。有一次景蘭向我說『走不走?』我說:『何必走呢,共產黨當了權,也是要建設中國的,知識分子還是有用的。你是搞自然科學的,那就更沒有問題了』,當時我心裡想的,還是社會主義『尚賢』那一套。」…….(簡體版「馮友蘭自述」103頁)。很遺憾,台灣的出版業者不讓我們充分瞭解馮友蘭當年在大陸「變天」時的心態……..

1957年一月八日,馮友蘭曾在「光明日報」發表「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」,提出「抽象繼承法」,並舉例說明「抽象繼承法」的適用性,發表之後引來批判,隨後他又發表了「再論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」。在繁體版「三松堂自序」第七章「五十年代及以後」裡,馮友蘭曾引用毛澤東論述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」說明(繁體版299~303頁),但這段近千字的文章在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「馮友蘭自述」第七章「五十年代及以後」裡(224頁)看不到,不知什麼原因,被刪去了。兩岸禁書手段還真是「同根生」…..

馮友蘭生於1895年,於1990年逝世,他的自傳以社會(三章)、哲學(四章)、大學(三章)、展望(一章)四部分敘述了個人人生經歷、學術成長、求學教學過程以及對「舊邦新命」的殷切矚望。(全書除第四、五、六章外,皆馮友蘭口述)。有人惋惜他「隨波逐流,未能力拒馬列主義之狂瀾,造成了三十多年來學術與現實雙層生命的坎坷萎縮」(台灣谷風版「三松堂自序」簡介)。但無論對他的表現感到錯愕、不齒、惋惜或同情,他已長眠了……。

他死後安葬於北京萬安公墓,墓碑碑陰刻古篆「三史釋古今,六書紀貞元」十字,歸結他的生平著作。三史指的是馮友蘭作於三十年代的中國哲學史兩卷、四十年代所寫的中國哲學簡史,八十年代的中國哲學史新編;六書是指馮友蘭在抗戰時期所著的新理學、新知言、新原道、新原人、新世訓、新事論等六本自成體系的哲學著作。

馮友蘭在「三松堂自序」書中對自己求學、治學經歷以一種淡定的態度,娓娓道來,「為輕舟激水的人生找一注腳,為西風掃落葉的時代找一歸宿」(陳映真語),台灣出版業者在當年禁書年代裡不懼「暴風橫掃」,出版讓台灣讀者能有機會閱讀瞭解馮友蘭一生的「三松堂自序」,也是功德一件……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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